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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熱點:財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節儉而后豐

2019-06-21 11:02:16 |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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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獻資料,對于研究明清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商書的種類繁多,一類是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場與貿易的入門須知,如《生意世事初階》《貿易須知》《生意經絡》等,主要面向坐賈。另一類主要面向行商,為攜帶巨資往返于產地與市場的商人群體(亦即商幫),提示路程導引以及注意事項,如《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士商類要·路程圖引》《示我周行》等。

法國年鑒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把這400年的經濟活動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涉及人們基本的物質生活,即衣食住行;第二個層次是市場經濟,即生產與交換的機制,與農村勞動、攤販、店鋪、作坊、交易所、銀行、市場相聯系;第三個層次是資本主義———少數商人組成的壟斷經濟。為了對比西歐與中國,說明市場經濟不一定導致資本主義,他還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國的大米生產、城市生活和商業活動。他把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原因,歸咎于國家的干涉與阻撓,并以中國商人在國外(例如南洋群島)蓬勃地發展資本主義作為反證。

布羅代爾的觀點得到不少學者的認同。美國學者彭慕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文版序言中說,他很贊同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做出的區別:18世紀的清代中國肯定已經出現了“市場經濟”,相對而言,當時的中國幾乎沒有出現“資本主義”。

黃仁宇在《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中總結他對于資本主義的研究時說:“在我們的時代,對這主題最有貢獻的學者無疑是弗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我特別欣賞他提出許多一針見血的總論,其中之一是‘資本主義只有和國家合而為一時才能成功,這時資本主義就等于國家。’這句話就像鋒利的刀刃,一舉切開大部頭的歷史。”他在《萬歷十五年》自序中說:“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歷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 換 為 貨 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于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他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我很贊成上述三位前輩的見解。明清時代沒有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現在似乎已經成為學術界的普遍共識,至于有沒有市場經濟,恐怕還有不同意見吧。我認為,至少在晚明的江南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市場經濟。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中說:“農村工業的發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伊懋可(Mark Elvin)懷疑明清中國的農村是否已經‘過度工業化’和‘過度商業化’了。這些都使人相信明清中國 (特別是在東部地區),也出現了早期工業化。”與這種早期工業化相適應的就是市場經濟。

品牌與商標意識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志。松江府及其周邊地區棉紡織業蓬勃發展,產品遠銷海內外,聲譽鵲起,逐漸形成若干優質品牌與商標。一些無良商人非法經營假冒品牌與商標,牟取暴利,這在明末清初已經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毫無疑問,這便是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產物。順治十六年四月,松江知府在衙門口刻石立碑——《蘇松兩府為禁布牙假冒布號告示碑》,就牙行奸商(即所謂“奸牙”)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陽字號品牌一事做出裁決,在衙門口公示,“商賈貿易布匹,唯憑字號識認,以昭信義”,“金三陽字號歷年已久,乃沈青臣勾同別商,射利假冒”,因此,宣布禁止這種“奸徒伎倆”,“自禁之后,各照本記號印刷貿易,不許仍前構通混冒”。由于松江優質棉布銷路十分興旺,奸商假冒活動禁而不止,康熙四十二年、乾隆元年重申禁令,說明假冒品牌商標之風愈演愈烈。顯然,這是市場經濟特有的現象。

張海英教授的新著《走向大眾的“計然之術”——明清時期的商書研究》(中華書局,2019.5),從商書的角度向人們展示市場經濟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讓人們看到市場經濟中商業文化的萬花筒,令人眼花繚亂,顛覆了先前對于商人與商業的固有偏見。

興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獻資料,對于研究明清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商書的種類繁多,一類是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場與貿易的入門須知,如《生意世事初階》《貿易須知》《生意經絡》等,主要面向坐賈。另一類主要面向行商,為攜帶巨資往返于產地與市場的商人群體(亦即商幫),提示路程導引以及注意事項,如《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士商類要·路程圖引》《示我周行》等。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把商書研究的視角擴大到與商業有關的其他文獻。一類是日用類書(亦即所謂“萬寶全書”)中有關商業的部分,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一書中的“商旅門”“民用門”等,《新刻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中的“算法門”“體式門”等。另一類是有關商業的手抄本。足跡遍天下的徽商,經營典當、錢莊、布業、木業、鹽業等各行各業,既有商業實踐,又有文化修養,編撰了數量可觀的商書。這些商書大多沒有刊刻出版,僅作為手抄本流傳于世。書中記錄了水陸路程、市場信息、買賣規則、行業規范、風土人情、經營技巧、商業道德等,其研究價值或許為正式出版物所不及。這一點已經由王振忠教授的系列研究所證實。

張海英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向深度和廣度拓展,對所能搜集到的六十多種商書作整體性的研究,涉及商書出現與流布的社會背景,商書與商業政策、商業文化的關系,商書所反映的商業倫理與商人意識,商書所反映的市場經濟與經商實踐等等。對我而言,閱讀這本書稿所獲得的收獲,也是多方面的。

商人群體的獨立精神與主體意識,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愈來愈凸顯,從一個側面向人們昭示,歷史已經跨入了一個新時代。誠如作者所說:“從明中葉開始,社會各階層對商人和從事商業活動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士人們講究實際,并不以‘謀利事功’為可恥。在徽州,人們更把商賈說成是徽州的

‘第一等生業’,徽州許多人‘執技藝或負販就食他郡’,‘左儒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直以九章當六籍’。以至于民俗中‘以商賈為第一生業,科第反在次著’。總之,社會思潮及價值觀念對商人和經商的寬容,使得社會上棄儒從商、棄農從商以及士商滲透漸成風氣,從商者愈來愈眾,極大地促進了商幫的發展。”“商幫的出現,使得明清時期的商書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閱讀群體,他們的需要成為商書的一個重要的市場需求。以市場導向為主要宗旨的書商們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商機,紛紛編撰、出版了許多關于經商經驗知識的小冊子以及程圖路引等,于是專門講授各類從商之道及專業知識的商書應運而生。”

商幫的經濟實力令人刮目相看。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縣人葉夢珠說,徽州商人、陜西商人、閩粵商人攜帶巨資前來收購優質棉布,是棉布業市場日趨繁榮的經濟動力。“前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爭布商如對壘。”絲綢業市場更是如此,聞名海內外的湖絲集散地南潯鎮,“一日貿易數萬金”,“閭閻填噎駔儈忙,一榜大書絲經行。就中分列京廣莊,畢集南粵金陵商”。以濮綢聞名的濮院鎮,“一鎮之內,坐賈持衡,行商麕至,終歲貿易不下數十萬金”。綾綢集散中心盛澤鎮,“富商大賈數千里輦萬金來買者,摩肩聯袂,如一都會”。如此巨額的長途販運,其風險可想而知。商書除了提示便捷的路徑,還會告誡沿途注意事項。

日本尊經閣文庫所藏《(天下)水陸路程》第七卷,專門指引最為繁忙的蘇州至松江、蘇州至湖州、嘉興至松江等水運路程,小標題是“蘇松二府至各處水”,下面有兩行小字夾注:“路雖多迂,布客不可少也。”意思是說,這條水路是棉布客商的必經之路,除了標明自蘇州至吳江、平望、王江涇等各處碼頭的距離,還特地說明沿途的風險:“嘉興至松江,無貨勿雇小船,東柵口搭小船至嘉善縣,又搭棉紗船至松江,無慮”;“大船至上海,由泖湖東去黃浦,為外河,有潮、盜之防”;“松江至蘇州,由嘉定、太倉、昆山而去,無風、盜之憂。上海沙船,怕風防潮。南翔地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過客無風、盜之念,鋪家有白日路來強盜之防。”所有這一切,都向我們透露這樣的信息:當年蘇州、松江一帶各地商幫云集,絡繹不絕,源源不斷地把這里的優質產品運銷到全國各地,業務繁忙。《水陸路程》作為商書,責無旁貸地提醒客商,注意選擇安全的行商途徑。毫無疑問,這是市場經濟特有的現象。

當時的市場經濟規模不可小覷,吳中孚《商賈便覽》記載了20個省252個府州總共1800多種商品,其中包括140多種新品種,還記載了日本、高麗、安息、波斯、緬甸、交趾以及大小西洋諸國的70多種商品。要應對如此龐大的市場,如此巨額的物流,沒有必要的專業知識勢必寸步難行,商書不可或缺的價值由此顯露無疑。

隆慶元年,朝廷宣布取消海禁政策,準許百姓出海前往東洋、西洋貿易。政府在東南沿海的港口設置海關,征收進出口稅,使得私販貿易轉化為公販貿易,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對外開放的結果是對外貿易的高潮。在貿易中,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等國始終處于逆差(入超)的地位,中國始終處于順差(出超)的地位。于是乎,源源不斷的白銀貨幣,隨著貿易商船的到來而流入中國。在貨幣的銀本位時代,這種白銀貨幣是可以在中國市場流通的,這使得中國商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識別這些外國銀幣的真偽與成色(含銀量),也成為商書無法回避的難題。《商賈便覽》的“辨銀要譜”一節,有《辨銀則例》《辨銀名色》《辨銀增要》等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還介紹了“交趾、紅毛等國所出之洋錢(西洋銀元)”。《貿易須知》提醒商人:“近來江浙等省通用洋鈿(即洋錢),有光毛真假之分,與看銀之法同而不同。此系錢業專門,外行未必習此。凡收洋錢,務請內教人仔細看明,切勿大意,致有吃虧。洋價照市,或申或否;進出找錢,看貨價之多寡,總宜細心合算,勿使有錯,轉受買主批評。”商書與時俱進地為商人們打開了國際眼界,許多商人成為外貿人才,商書功不可沒。

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商人群體為了立于不敗之地,日益注重商業倫理,講求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誠實無欺、重恩守信,為傳統道德賦予了時代特色:這是商書的共同特征,也是商書得以流傳數百年的內在因素。《客商一覽醒迷》說:“財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節儉而后豐”;“處人和則無爭,家和則治強,四海和則萬邦寧”;“錢財物業,來之有道。義所當得者,必安享永遠。若剝削貧窮,蒙昧良善,智術巧取,貪嗜非義,雖得之,亦守之不堅。”《士商類要》《商賈便覽》等書都提及買賣交易要講誠信:“好歹莫瞞牙儈,交易要自酌量”,“貨之精粗,實告經紀,使彼裁奪售賣。若昧而不言,希圖僥幸,恐自誤也。”《貿易須知》說:“商亦有道,敦信義,重然諾,習勤勞,尚節儉。此四者,士、農、工皆然,而商則尤貴,守則勿失。”這樣的商業倫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信息來源:http://theory.gmw.cn/2019-06/21/content_32936615.htm

原作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樊樹志

原標題:“財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節儉而后豐” ——商書所呈現的明清時期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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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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